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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沪宁:中国需要深度变革——重构社会人格系统

责任编辑:发布时间:2016-03-07 08:27:49浏览次数:

中国需要深度变革:重构社会人格系统

王沪宁

 

 

 

(一)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在快速发展,社会现代化大幅度推进,社会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紧迫。历史的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必然会对社会既存的各种体制和机构提出挑战,如社会的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金融体制、法律体制等等。同样,社会的发展也必然会向构成社会的人提出挑战。从发展的态势和进程来看,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是较为直接的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总是首先向这些体制提出挑战,而文化体制和社会人格系统是较为间接的体制,它要等经济和社会向纵深发展并且推进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引出这个层次的问题。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首先需要释放生产力的能量,而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首先便会被置于明显的地位,即要进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改革;其次,从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出发,便会把政治体制和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最终会引起人们对社会地位的反思,进而发现所有改革的最终确定有赖于人们在新体制结构下的地位的再确定。这个过程就是社会从一种社会人格系统过渡到另一种社会人格系统的过程。可以说,社会变革能否成为社会的固有逻辑,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社会人格系统有没有除旧布新。

我在这里用的“社会人格系统”概念,相信这是一个新的概念。采用这个概念的基本设想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一步发展,要求人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利用中国所具备的巨大的人力资源,使之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不可替代的力量;同时,目前社会人格系统又是所有改革的关键。社会人格系统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它是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所处的一种状态,并不是说实际上设立了正式的社会人格系统。社会人格系统是从人们与社会体制、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等关系中归纳出来的一种现实存在的结构。

一般讲到与人有关的体制时,人们经常采用的概念有:1)人事制度,正式意义是指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对人员的管理体制,从宏观说整个社会有自己的人事体制,从微观说每个单位均有自己的人事管理体制,它们共同构成一定社会的人事体制;(2)人才体制,指与特定阶层有关的管理体制,这个特定阶层一般是社会承认有一定的教育背景、技术科学技能和知识的人们;(3)人口体制,即社会为管理需要和方便所建立的对社会成员的生活、工作、流动、居住等方面的人身管理体制,如此等等。社会人格系统与这些体制均有关联,但是不仅仅与这些体制有关。它还与社会的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有关。社会人格系统可以说是所有这些体制交相作用的结果。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政治体制实际上是社会的正式体制,而社会人格系统基本上是一种非正式的体制。不过,尽管它是非正式的体制,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体制。

 

 

(二)
 

 

 

“社会人格”是一个首先要加以厘定的概念,人们生活在社会中,从事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并且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体制和结构中生活和生产。没有人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或者离开社会而活动。这些客观的因素和条件最后决定了人们的社会人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多层次的人格,从心理学上来说有心理人格,即人们的基本的心理规定和心理素质。从文化上说,人们有人们的文化人格,这是一种社会文化长期熏陶和濡化的结果。更加重要的是,人们在社会的活动过程中必然会形成自己的社会人格。社会人格指的是:由社会的诸因素决定的人们的社会化的本质。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十八页)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看,社会人格的存在和变化不能离开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方向。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体制下面,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模式造就了一种社会人格,这种社会人格与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管理的方式相关联,并适应这种模式的存在和运转。而在改革开放大幅度推进之后,在社会的经济形式和管理方式发生变化后,人们的社会人格自然要发生变化,以便与新的社会人格形态模式相适应。在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之后,社会人格无疑会发生转变,而且更加需要转变。因为有时人们意识到,在现实中,新的模式的实施,无论经济的也好,政治的也好,文化的也好,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体制或权力结构,而是来自社会人格系统。因而,探讨社会人格的意义就在于:一是社会发展促使人们的社会人格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二是为了适应和推进社会的变革,人们的社会人格需要做出什么样的转变。

社会人格系统的基本内涵究竟是什么?从目前认识的基础上来分析,社会人格系统最基本的意义,在于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身份。在社会人格系统的视角下面,社会成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社会全体成员的社会地位。社会成员的地位,不论是单个个人还是社会全体,可以从四个基本方面分析:社会成员的地域关联、社会成员的身份关联、社会成员的管理关联和社会成员的利益关联。在这同的社会中,人们的这四种关联具有不同的模式。同时,社会发展也会改变这些关联。这些关联决定着一定社会的社会人格系统。为了分析目前中国社会人格系统遇到的挑战,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在改革前的体制下社会人格系统的基本形态。从四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出:

1、社会成员的地域关联。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之中,因而地域对社会成员具有首要的意义。在不同的社会人格系统下,人们与地域的关系不一样。在原有的体制下,人们与地域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即社会成员基本上在一个固定的地域中生活和工作,人们与地域的关系具有稳定性和不可分割性。这种地域的关联基本上以行政权限划分为依据。不经过一定的甚至复杂的程序,人们不可能改变与地域的关联。

2、社会成员的身份关联。身份关联在这里强调所有制关联,所有制关联指人员所有。在原有的体制下,人员的所有基本是单位所有。这里存在一个复杂的结构,推论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所有的人均是社会所有,即社会的主体,而公有制本身是一个宏观的制度,本身又要通过各种具体的单位来体现,社会成员具体是在单位中工作和活动的,单位对社会公有制的体现融合了对人员的所有。

3、社会成员的管理关联。每个社会均有自己的管理社会成员的体制,每个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活动和关系实质都受到这些管理体制的制约。社会成员的管理关联往往非常复杂,社会多数的管理体制基本上与社会成员的管理有关。不过有些体制特别与社会成员的管理有关,如户口制度就是一种非常严格的管理体制。实际上,中国社会的社会人格在很大程度上由户口制度决定,如户口制度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城乡差别,户口制度决定了人们的地域属性,户口制度决定了人们迁移的难度,如此等等。在一定意义上,管理关联对人们的社会人格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他的种种关联均可以视为是管理关联的产物,或者是管理关联的有机组成部分。

4、社会成员的利益关联。利益关联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讲的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生存的总体关联。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土,第32页)这个基本的前提构成我在这里所讲的“利益关联”或“总体关联”。在不同的社会中,利益关联是不同的,因为人们满足需要的基本体制不同。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关联形成一种特别的形态,即把个人与单位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难分难解。从现代社会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来看,主要的方面包括社会福利、退休保险和医疗保险。社会福利又包括多样化的内容,如住房、子女培养等等。中国过去形成的体制是由人们所在的单位提供条件来满足这些基本利益的。所以人们的社会人格与单位是一体化的,人们一般说来没有较强的独立的社会人格。

 

 

(三)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原有的体制下面乃至今天,中国社会人们的社会人格具有一些重要的特征:地域的固定性、所有的局部性、管理的封闭性和利益的综合性。这是中国社会在以前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下所需要的。问题不在于社会人格系统的优劣,有时可以说这里根本没有先验的优劣问题,因为社会人格系统要适应一定的社会调控模式。当然,在推动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在社会选择了既定的发展方向时,社会人格系统的异同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形成这样的人格体制有多重原因,它不完全是人们主观设计的结果。从客观的条件看,主要原因有:

1、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低,社会资源总量低的限制。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是一个基本上依靠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社会资源总量相当低,这就给社会的调控提出了难题。社会人格的现代取向,理论上需要社会有较多的社会资源,不然社会不能发展出一套有效的调控体制。而在社会资源不充足的社会中,选择的办法就是将人们确定在有限的范围内,然后根据整个社会划定的结构分配社会资源,这种分配社会资源的方式,可以称之为“集中分结构分配方式”。一旦社会资源达到一定程度,人们就可以超越这种资源分配的方式,在全社会范围内分配资源,可以称之为“分散全系统分配方式”。中国自建立新的社会体制起,就没有一个社会资源较为充足的条件,所以只能选择“集中分结构”的资源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需要一整套的体制与之相适应,这就是人们建立起来的完整的管理体制。这些因素逐渐培育了人们特定的社会人格。

2、社会调控体制的设计,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也不能忽略。在设计中国当时的调控体制时,“范式”选择的影响。1949年建立新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时候,中国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验,因而唯一的参照系就是当时的苏联。而苏联的基本模式恰恰是典型的“集中分结构式分配方式”。虽然中国的体制不完全是苏联体制的模仿,但受其影响很深。就苏联本身来讲,它后来的进程也显示了这种体制的弊端。可以说,今天俄罗斯“休克”疗法的不成功,与这里讨论的问题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基本的矛盾之一就是前苏联是突然解体的,试图一下子就从“集中分结构分配方式”转变到“分散全系统分配方式”,其间没有社会资源总量的大幅度增加,更重要的是没有社会人格的转换过程。以旧的社会人格的基础来建立新的原则的大厦,难以成功。

3、政治逻辑,巩固和维护新生政权的需要。选择“集中分结构分配方式”也不完全是经济的强制,还有不可忽略的政治考虑。在一个政权刚刚建立时,“集中分结构分配方式”恐怕最能够为一个政权提供稳定和巩固基础,也能够成为新政权强而有力的调控手段。在政治革命完成的初期,不具备条件实行“分散全系统分配方式”,不仅经济上不具备,更重要的是,政治上不具备。中国在1949年建立新政治体系的时候,面对多重挑战,如新生政权的巩固,超大社会的国计民生,国际上的强大压力,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化,等等。所以政治逻辑必然会选择“集中分结构分配方式”,别无他择。然而,在社会经过一定阶段的发展之后,在社会的经济条件具备之后,应该逐步走向“分散全系统分配方式”,这对一个社会的发展,对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政治稳定,是有大利的。

4、体制运转增值的影响。一种体制建立后,体制本身会在自己的运转中增加其固有的逻辑,这种体制增值的现象非常值得人们研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经过几十年的运行,本身的逻辑不断强化,有些方面走到极端。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身的理解(如对公有制,对社会福利,对社会经济结构,对管理体制)的误差在发展过程中日益扩大,结果整个体制运行发生困难。如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长期以来人们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理解为政府承担社会成员的所有福利和生活必需,即“一大二公”的观念,结果政府包揽了越来越多社会成员的福利和其他条件,同时社会成员也就紧密地与政府联结,不能与政府分开,于是便有了一种社会人格,有了对社会成员全面的包揽体制。

如果以现代社会做参照系的话,可以观察到,现代社会人格系统恰恰不同。现代社会人格系统的基本特征是1)地域的流动性。现代社会中人们经常处在地域流动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的进步,人们在地理空间上不断移动,与现代社会发展引起的经济和生产关系的扩展相适应;2)所有的社会性。现代社会人格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所有关系的社会化,即社会成员为社会所有,而非单位所有,人们与社会的关系是恒常的,人们与一个特定单位的关系是暂时的。人们可根据自身的需要或根据社会的需要改变与特定单位的关系,而与另一个单位发生关系。这个过程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程序化的过程;3)管理的开放性。现代社会对成员的管理方式是开放式的,即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对社会成员实施管理。任何社会都必须对社会成员进行管理,这里的关键不是有没有管理,而是管理是在封闭系统中进行还是在开放系统中进行。所谓封闭系统的管理是把社会对成员的管理系统分为若干基本的结构,将一定的社会成员固定在一定的结构内进行管理,成员不能随意地转换确定的结构。而开放式管理,是在全系统内对社会成员进行管理,系统内的结构不具备封闭性,相对来说不那么森严,人们可以转换结构。相比之下,开放式的管理难度要大一些;4)利益的分散性。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与工作单位的关系较单一,基本上只限于规定工作上的活动和根据工作份额所决定的酬金,没有住房、福利、医疗保险、子女培养等方面直接关系。所有这些方面的条件由社会来提供,社会成员通过社会独立的机制获得各个方面的条件。利益的分散性不是说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关系十分单一了,而是说人们与工作单位的利益关系是单一的,除了工作上的联系外,人们与单位没有过多的利益联系,而是与社会发生联系。

 

 

(四)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体制沧桑巨变。我们已经分析到,人们的社会人格与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关联。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们的社会人格也要发生变化。同时,也需要人们根据社会运动的方向来促成一种社会人格的成长和另一种社会人格的消弥。社会人格的构成有三层意义:一是社会人格的内在属性,二是社会人格的体制限定,三是社会人格的环境条件。社会人格的内在属性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养成的一种内在本质,是社会关系的内在化,是人们主体对社会关系的认同。社会人格的体制限定是社会为一定的社会人格限定的体制,如我们讲的户口制度、工作制度、粮油制度、分配制度等。社会人格的环境条件是人们在社会中遇到的所有条件。以上三种因素都大大影响人们的社会人格。当然,社会发展也会导致这三个方面发生重要的变化。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使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社会人格的内在属性,由于经济关系的变革,特别是所有制方面的发展(如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充分活跃)和经济模式的变迁(如市场经济成份的快速增加,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股票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导致的资金关系的变化等)冲击人们的社会人格,经济关系发展的总态势是不断进入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经济关系越来越构成一种独立的社会关系,不断突破原有的框架。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必然要导致人们社会人格内在本质的变化,或者说提出社会人格内在变化的要求。社会人格的变化不与社会关系发展同步,有时往往慢于社会现实。不过,人格在内在本质的变化是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变化,而社会人格的体制限定环境条件只有在内在本质发生变化时才需要加以变化。当然,体制限定和环境条件的变化也会导致内在本质的变化。

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了人格体制的几个基本矛盾:

1、市场经济导致的经济快速运动和计划经济导致的人员稳定结构之间的矛盾。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以增加社会活力和解放生产力为目的,同时也以扩大市场为主要目标。市场的逐渐形成和扩大,经济行为与市场的紧密结合,使社会的经济关系革故鼎新,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处在国内市场以至国际市场的激烈运动之中,这个发展的趋势,从今后发展来看,只会加强,不会削弱。这样的格局改变了计划经济下稳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局面,活力意味着运动。另一方面,从社会成员来看,人们还没有完全从过去的体制中解放出来。人员流动不容易,单位之间、地区之间的人员流动在体制上依然有种种障碍,结构基本是趋向稳定的。这两者之间矛盾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人格系统没有适应社会经济的流动性。

2、经济活动超行政界限的扩张和人员有行政界限的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现在的经济活动越来越显示出其发展的必然性;依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经济规律的要求发展。市场机制的拓展日益超越行政界限,原来按照行政界限设置经济框架和管理经济的模式已经逐步被突破。横向联合的形成、集团经济的兴起、经济区的出现,金融市场、资金拆借、原材料市场、期货市场的萌芽,股票市场的延伸等等,均形成了跨越行政界限的经济力量。现时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超越行政界限,整个社会的经济正在形成有机的联系。另一方面,我们对社会成员的管理基本上是依靠行政界限的划分来实施的,人员在另一个地区就可能处于管理的真空之中,管理没有与经济关系的延伸同步发展,或者说社会没有发展出一种体制来适应这个重要的变化,来推动社会人格从亚社会性走向全社会性。

3、社会成员活动的市场化和人员管理的单位化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实际上社会成员相当一部分的活动已经市场化了,如技术人员的应聘、外资和合资企业的招聘、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一部分集体经济的构成等等,均已市场化。而社会人员管理方式依然是单位化的,即依靠单位为主要的管理主体,社会成员的主要管理关系均集中在特定的单位中。一旦社会成员脱离了这样的单位,管理就没有了,或者很难从这种管理体制中脱离出来。管理的机制和结构没有社会化,因而一些单位出现了很多有名字但没有人头的“挂靠”成员,或者囿于这种管理方式,人们不能流动,不能流畅地进人市场。这个矛盾的结果是:人员单位外部的市场化和人员单位的内部非市场化的矛盾。社会人格没有市场化的条件,也没有市场化的取向。

4、人员流动方向的国际化和人员需要的国内化的矛盾。从以上的矛盾进一步推论,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就是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问题,国内市场越是走向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对国内的影响就越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际市场对中国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大量的人才流入国际市场和国际社会。流入国际社会和国际市场的人员中有相当多的人属于高层次的人才。而另一方面国内的现代化建设又特别需要这样高层次的人才,撇开其他的物质条件不论(这也是人才外流和不回归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一套适应国际社会和国际市场挑战的管理机制是一个重要原因、即一方面是一部分人没有认识到社会人格国际化提出的挑战,另一方面是与没有建立起推动社会人格国际化的管理体制有关。

以上这些矛盾均可以视为是体制和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体制与社会人格之间的矛盾。所以,人们面临的任务是:依据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革现有体制和关系,创造新的社会人格产生的条件,参照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培育和塑造新的社会人格。

从社会人格系统的推进来看,目谕要重点突破的关键点,或者说现实发展与理论研究的交汇点在于:

1、人们如何突破地域工作体制。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已经使社会成员的职业地理学今非昔比,社会成员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已经走出了地域工作的范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活动。在这部分人中,有些是因为正式的体制变革而介入超地域的职业活动,如经济关系全国范围的扩张,特区经济的活跃,发达地区对劳动力和科学技术人才的吸引,落后地区对人才的优惠引进等等;另一方面,由于新经济秩序形成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流动,如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经济实体进入城市,人们选择就业的自由流动,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相对自由性等,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地域工作制的体制实际上已经被突破,人们的社会人格发生了一定变化。但是从体制上说,适应性还不够。还没有跟上已经发生的变化。现在需要做的是根据新的职业地理学来变革体制,适应和促进社会的变化。

2、人们如何突破单位所有体制。传统的单位所有制,现在也渐次突破,人们的活动越来越跟随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产业的更新和市场的发展。市场经济和市场关系的发展要求人们能够建立人员的社会所有体制,单位应该向社会吸引需要的人员,人们也可以根据社会的发展流向最需要、最合适和最有前途的领域。这不仅是社会成员本身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本身的要求。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新的领域、新的产业扩新的文化、新的经济和新市场全而发展的过程,也是旧的领域、旧的产业、旧的文化,旧的经济和旧的市场全面鼎新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社会成员广泛新角色。因而改变单位所有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

3、人们如何能够破户口隶属体制。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对人们的社会人格起决定作用的是户口体制,这是公认的问题。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遇到较大的挑战。中国的人口众多,社会资源总量相对贫弱,因而不可能完全放弃“集中分结构的分配方式”,其实这里重要的不是分配方式的问题,社会资源总量的分配方式总是和社会和调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因而问题的实质就是人们能不能采用别的分配方式的间题。这样的条件现在并不具备。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应该有选择地突破户口隶属体制,如对特定的阶层和特定的地区实行特定的体制,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设想实行投资户口、人才户口、短期户口等方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大更深的突破势在必行,应该有所准备。

4、人们如何突破关系依赖体制。对社会人格的转换来说,最基本的还是社会的关系依赖体制,如果人们不能从原来的关系依赖体制中脱离出来,社会人格的变化难以设想。现在人们依赖于福利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粮油制度等等。而这些制度基本上以地域和单位做主要的依托。人们不能在这些利益关系上揭开联环套,不能真正转换社会人格。主要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将所有的这些关系社会化,使人们与社会化的机制发生关系,而不是与单位或地域发生关系。因而进行这些方面的改革是当务之急。当然这些改革异常困难和艰巨,需要相当的时间来完成。应该尽量缩小这个时间差,不然就会阻碍现代化顺利发展。

应该注意,社会人格系统的转换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复杂庞大社会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大功告成。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即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需要进行深度改革。在表层的改革推进之后,深度改革日益成为关键性的因素。社会人格系统的重构构成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础性条件。社会人格系统的转换是深度改革的方向,人们能够做的是认识到转化的客观必然性,促进这个转换的过程,为社会现代化创造更为基本的条件。

本文载于1993年第4 《社会科学战线》